的枪支都没废到这种程度。

刺刀豁开了他们的肚子，胃里还有没消化的食物。

全部都是草。

他们连草都吃，我的父亲说这是一个残暴的民族。

我和石床上的人好比一人一鬼，人看不见鬼，鬼看不见人，互不打扰。

我睡得极好。

第二天夜晚，我再次走进这间屋子。

抽屉里的军票一张都没有增加。

我进去过的屋子，再没人敢进。

因为我是“清水大将的儿子”。

推上抽屉，看见桌子上边摆着消炎药膏，崭新的一管，蒙了一层薄薄的尘。

石床上的那个人还是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

这座城市没有四季。天气永远闷热。

我坐在地上，注视着这个人凸出的两片肩胛骨看了看，用中文问：“你死了吗？”

他没有理我。

我想了想，用朝鲜语问了一遍，用缅语问了一遍，用马来语问了一遍，用他家禄语问了一遍，用英语问了一遍……

因为被抓来的慰安妇，有的是朝鲜人，有的是缅甸人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……

没人理睬我，我停下来，躺下睡觉。

第三天时，屋子大概是被人打扫洗涮过，难闻的味道没有了，反而衬出这人身上新鲜的血腥味。

我看见那管依然未开封的消炎药膏，壮着胆子靠近石床。

我屏住了呼吸，手指即将碰到这人肩膀，对方转回了头。

我条件反射地蹿出去，扑通一声脑袋撞到了后头的木桌子，椅子噼里啪啦倒下，而我连滚带爬地举起长枪，枪在我手里发抖。

在这停不下的战栗中，我看清楚了他的脸。

他。

居然是个男人。

长得很好看，很安静。

温和无害。

我端着长枪发抖。

对峙了多久，我就抖了多久。

他可能是觉着我很好笑：“新兵？”

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，我在这一瞬间决定撒谎。

我摇摇头：“朝鲜人。修枪械迫击炮的。”

前半句并不算说谎，因为我的生母是朝鲜人。后来她被我父亲用竹席裹得结结实实，木棒一下下打在竹席上。

直到竹席上的血变成了黑色。

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雪，我隔着竹席问她：“阿绵，你死了吗？”

她是家仆，父亲不允许我叫她母亲。

她不回话，她已经被父亲打死了。

“朝鲜人。”这人念了一遍，点点头，看他表情好像是在同情我。我们抓当地的农民逼他们修建地道，地道一旦修好，他们的死期就到了。

他大概以为修枪械的朝鲜人也是一样，修好那一天就是死期。

“上战场吗？”他问。

我的脑海里出现自己端着机枪麻木地扫射的画面，我继续撒谎：“当然不。”

他不说话。我捡起来刚刚丢在地上的药膏，心慌口干地示意他。

白底儿绣着细碎兰花的被子被他推到一旁，他允许我过去。

他两只手被粗重的铁铐拴在一起，铁铐连着的链子钉在墙上，长度只够他下床，都不够碰到那张桌子。

我观察着他的身体。

他的小腿上缠着纱布，纱布被鲜红洇湿，血腥味由此而来。

我越来越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。

慰安所从未有过男人。无论是战俘还是当地百姓，再好看也不会被留下来。

那么到底是战俘还是百姓？

他的身体滚烫。他在发烧。

药膏里自带薄荷一类的成分，清清凉的。

他身上好多咬伤。若不是齿痕是整整齐齐的，我简直要以为之前在他身上发泄过的是狗，不是人。

他分开双腿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伸手。

但我还是要伸手的。

我摸到了薄薄的血痂。在他两腿中间，滚烫的、软软的。

药膏带着我的手指钻进去，我极小心，怕再次伤到他，可他的身体几乎要灼伤我的手指。

我侧过头看了一眼从墙壁垂下来的铁链，然后挤了些药膏，再次送进入。

恰巧军医也闯进屋子。

这种屋子是不许上锁的。军医大概是没想到屋里有人，而我的手指此时还插在人家的屁股里。

军医神色难堪，他说他要给这个人的腿换药。我叫他留下那个银色的托盘。

纱布一层一层剥开，剥到最后，血黏连了纱布和破损的皮肉，我停住手，均匀地洒上碘伏，等着黄色的药水彻底泡开纱布，才撕掉最后一层纱布。

我终于看见了他的伤口。

枪伤。

没有开刀痕迹只有缝合，子弹想必是穿透了他的腿骨。

我替他上药，重新缠好纱布。忽然探身去摸了摸他的手。